“帮迁”
——北京小红门吴丽红抗拆记
吴丽红，一位文静、温和的农村户口的小女子，为自己的家、为小红门的乡亲们，承受着来自小红门乡党委、小红门派出所、开发商的各种各样的打击，至今，她家的老宅子依然独自屹立在被高档楼房包围的这一小块土地上。
此文用了“帮迁”一词，这就是具有北京朝阳区小红门乡特色的拆迁。因为“拆迁”有国务院的法律规定，而“帮迁”是小红门乡政府的法律规定（注：小红门乡政府的决定就是在本乡范围内的法律），并经北京市朝阳区政府、朝阳区法院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支持。该“帮迁法”竟然被法院作为法律依据。
北京小红门乡位于南四环以内，吴丽红家在郭家村，归属于龙爪树村村委会管理。2007年，村委会向其管辖的南双旗杆村、少角村、宋家楼村、郭家村、龙爪树村五个自然村发出征地通知：“国家决定将土地收回，并委托开发商进行社区重建。”农田、菜地、自留地很快就收走了，整个收地过程，没有一个村民看见过“国家收回土地”的相关批文。后来发现，在他们的土地上盖起了高档商品房。这些商品房都卖给了有钱人，根本不是“社区重建”！
后来大家才知道，吴丽红所在的龙爪树村村委会在2005年7月16日就和北京嘉益德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，北京嘉益德开发商竟然在协议中说是“受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委托”。该协议对土地的补偿方案是货币补偿：
1、土地补偿费为每亩79.10万元（含拆迁费），每平方米等于1186元（包括拆迁费）。这么低的补偿标准，也被层层截留，到老百姓手里所剩无几。
2、人员安置费为4592.54万元。全部在村委会手中。
3、实际占用的土地大大超出四至范围，存在少批多占的问题。协议中是431人，实际腾退了700多户，3000余名村民。 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就这样被拿走了。紧接着，小红门乡政府又开始夺取村民的宅基地了，要求村民搬迁到南五环边上。村民们这才明白，不但占了自己的土地盖的房子跟自己没关系，连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宅子都保不住了。
乡政府、村委会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谈话。胆小的，一次谈话就撑不住了，赶紧搬家。有一家搬走了，街坊邻居就坐立不安了。继续做工作，又有几家搬走了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叫“乔迁之喜”，可是，小红门搬家的人，像办丧事似的，愁眉不展、垂头丧气、哭哭啼啼、依依不舍地离开祖祖辈辈的家。
以韩秉莲家为例：房产证上的面积是100平方米，自建房还有100多平方米。他提出的要求是：1、按当地的商品房的价格计算（三万多元一平方米）；2、给同样的面积就地回迁。但是都不行，必须离开此地。
村民韦长福说：北京政府也有规定，占农民的宅基地应该安置回迁，但小红门拒不执行。听说他们上报的规划有我们农民的回迁房，还是优先上楼。现在都推翻了，让我们搬到十八里店桥南边，安置房还没有产权。拆迁办跟我们谈话时说这是乡里的政策，是北京市政府批下来的。我们要看北京市的红头文件，他们不给看。
小红门已经成了北京的黄金宝地，只有赶走原住民，卖出高价，当权者才能得到更多的钱。拆迁，比日本鬼子侵略更可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33岁的吴丽红勇敢地站出来维权了。她找了一些村民，开始了艰难的抗争。他们上访、投诉、打官司，他们联系媒体、维权律师、网友和其他地区的拆迁户，得到了许多媒体和网友的关注。就这样他们互相鼓励、互相支持、坚持着。
2008年5月24日，扫荡开始了，郭家村的韩启芳家成了第一个目标。警察、城管、保安及社会闲杂人等100多人，把韩启芳家包围，那些人用铁棍、钢钎、大锤砸毁了韩启芳家在宅基地上的自建房。韩启芳的妻子李金霞为了保卫自己的房子，站在房顶上，竟然被抓走，并以妨害公务罪判刑半年。这一次的杀鸡给猴看，让许多人胆战心惊地签了字，搬走了。
2008年11月3日，推土机开进了村里，在村边仅剩下的一块土地中开始推土了。这是要强行圈占郭家村剩余的土地啊！村民愤怒了，男女老少都站在地里，阻止推土机施工。村民轮班24小时看守这块土地。
4日，平静了一天。
5日，副乡长卢国柱和开发商潘睿茏来到现场，副乡长卢国柱说：“这块地已经卖了，卖地的钱给你们盖楼了。”然后，由小红门派出所所长高军、乡综治办的干部齐晓庆带队，指挥着几十名警察、迷彩服及民工近200人，一台挖掘机和一台推土机同时向人群冲过去。好多村民都被打伤，被强行带离了最后一块土地。
现在，这里变成了北京嘉益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香克林小区。
2009年5月22日，派出所副所长带队，和城管联合执法。名义上是清理无照商贩，实际上把郭家村路两旁的商贩的物品全部抢走了。商贩们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，哭成一片。警察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小商贩们都租住村民的房子，把商贩都清理了，没人租房了，村民就没有收入了。土地没有了，出租房屋是唯一的收入。警察企图用这个办法逼迫村民搬家。
2009年11月19日，韩启芳家又被警察、城管、保安等100多人包围了。这一次，他家的全部房屋被砸毁，屋中全部物品无影无踪，至今韩启芳、李金霞夫妇及女儿无家可归。村民们整日人心惶惶，不知道哪一天轮到自己的家被强拆。
2010年6月23日，又有人家被强拆，村民陈环拿出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，被村委会的人发现了，立刻扑上来几个人把他打伤。陈环拨打110报警，小红门派出所的警察来了，反而以“在现场拍照，扰乱公共秩序”将他拘留五天。
自从小红门拆迁以来，吴丽红等人到各级政府上访了100多次，多数没有答复，有答复的也是说不属于本部门管辖。她们在朝阳法院提起了六个行政诉讼，全部败诉。败诉的理由竟然是：没有主体资格。糊涂了！拆我家的房子，我却没有主体资格？本来指望法律能保护我们，现在竟然连诉讼的权利都没有了！
明白了！我们村民就应该是任人宰割的牛羊。
吴丽红带着村民四处奔走投诉警察的恶行，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，但是情况好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，警察不直接动手抢夺村民的财产了，变成由开发商实施暴力，警察负责保卫了。
由于吴丽红到处告状，乡政府和派出所把她当成了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千方百计地整治她。
2010年8月3日早上，吴丽红一家人被轰隆隆的机器声吵醒了。出门一看，一台挖掘机和几名工人，正在离她家院墙十几步远的地方挖坑呢。附近的村民也赶来，制止他们继续施工。
晚上，挖掘机又来了，还有几辆大卡车，挖土装车。吴丽红要求他们出示施工许可证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蛮横地说：“你管得着吗？老子就要在这儿干活！”还指挥着一辆汽车撞她。那辆汽车开足马力就朝吴丽红冲过来，吴丽红一动不动地站着。汽车来了个急刹车，停在了吴丽红面前。吴丽红打电话报警，警察来了，说：“人家是正常施工，你这样阻止人家施工就是违法了。”吴丽红要求警察向施工人员要出施工许可证，警察抹稀泥，对开发商的人说：今天已经很晚了，你们就别干了。
4日早上，还不到8点，这群人及十多辆大型卡车和挖掘机又来了。吴丽红和十几个村民赤手空拳地站着，戴眼镜的男子又打电话叫来几名彪形大汉，对着村民拳脚相加。警察在报警后20多分钟才到现场（按规定5分钟到场）。警察一来就要求村民去派出所做笔录，并对施工方说，问题不处理不能再施工。
吴丽红相信了警察的话，就和另一名村民到了派出所。可是，在派出所等了2个小时才有警察给做笔录。中午回家一看，各种施工机器正在热火朝天地干呢，一条深沟已经挖到院墙外了。这时下起了雨，吴丽红回家吃了几口饭，打着一把旧雨伞，一个人紧贴着挖掘机，随它而动。挖掘机走到哪，吴丽红就跟到哪。开发商急了，又叫来了十几个打手，吴丽红发疯了似的抡着雨伞。她横下一条心，只有以死抗争了。打手们撕坏了雨伞，只剩下一只伞把了，露出了尖尖的铁头，吴丽红喊着：谁再敢动我，我就扎死谁！
吴丽红从家里出来之前，给艾未未工作室的小薛打了电话。正好小薛来到了，他举着摄像机，开发商的人躲着镜头，才停手。围观的村民报警后，警察也到了。警察没有亲自动手帮助开发商打击村民，各方面都僵持着。下午三四点钟，开发商的打手们撤离了。
2010年9月27日，吴丽红刚出门，就被开发商的打手拧住胳膊，绑架到一间屋子里，非法拘禁了十几个小时。等吴丽红被放回家时才看见，自己家的院墙外面树立起一座高高的塔吊。而且，在她被绑架之后，两个男人砸开院门，往房顶上扔砖头。家中只有60岁的干妈一人在家，听见动静走到院子里看，几块砖头就砸到老太太的脚上。正好有村民从门口经过，这两个人就跑了。这一通噼里啪啦的声响，把老父亲养的会说话的八哥吓得不吃不喝，第二天就死了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吴丽红盯在派出所要求警察立案，要求查找绑架和扔砖头的人。警察不给立案，也不给做笔录。直到30日下午，艾未未工作室的小薛和她一起在派出所，警察才给做了笔录。
到了2011年，14座高档楼房已经矗立在搬走的村民的宅基地上。剩下的13户农家院散落在高档建筑的空档中，显得那么孤单和矮小。原来郭家村的布局完全被打乱了，村民们经常是早上出门一看，没有路可走了；晚上回家，门口就堆上了建筑垃圾。
2011年1月8日，农历腊月初五。
吴丽红等13家收到通知：“由于你户至今未腾退，伤害到广大村民的利益，要求三日内腾空，如果在限期内不自行搬走，就进行帮迁。” 通知书还提醒村民：“请将贵重物品、现金、存折等物品保存好，如在帮迁过程中遗失，村委会不会赔偿。”。
明明是他们霸占了村民的土地和房屋，他们侵吞了村民的财产、侵害了村民的利益，却诬陷抵抗这些违法行为的村民“侵害了广大村民的利益”，这是典型的强盗土匪逻辑！
小红门乡党委、政府决定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在春节前把剩余的13户赶走。
吴丽红她们赶紧写出了材料，在1月10日到位于建国门的北京市人大信访接待处去反映，希望能找到救星。当然是又一次地白跑一趟。3天之后，家家进入战备状态，白天有人在家也紧锁大门，晚上轮流值守。
1月12日，吴丽红根据种种情况判断，第二天要强拆。她将自己的判断告诉了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滕彪。当晚，滕彪在网上发布了消息：明早八点，北京朝阳区小红门将遭强拆，呼吁网友前往围观。
此消息被德国之声、自由亚洲电台、博讯、参与、维权网等网站转载，并在强拆过程中进行关注。
吴丽红也在网上发布消息。晚上，她们发现网络被屏蔽，无法通过网络与外界联系，这意味着村民们的处境更加危险。吴丽红立即用手机短信发布消息，但是，很快，手机的信号也受到干扰。
2011年1月13日腊月初十。上午9点，郭家村村主任刘洪志、开发商潘瑞龙、派出所所长高军、城管队长李德华带领民警、保安、城管、开发商及雇佣的社会人员近三百人，还有一些穿迷彩服、戴防暴警察头盔的不明身份的人，开始对小红门郭家村的13户村民实施暴力强拆。
警察进村后，立即在各个路口拉起了警戒线。每个路口都有十几个警察和迷彩服把守。
早来的网友，躲在隐蔽的位置抢拍到了几张照片，照片上清楚地看到几十名身穿迷彩服的人从警车旁跑过，前面的迷彩服已经在踹门了，警察却悠闲地坐在警车里。他们是来保护这些强盗和土匪的，是等着村民反抗时出场镇压村民的。
稍后赶来的网友，一律被拦截在郭家村的各个路口。维权人士试图阻止强拆，但寡不敌众。门头村的湛江早早就来了，在村里隐蔽地拍摄。他在现场接到博讯记者的电话，他说：“有警察也有城管的，还有好多不明身份的都在这儿。他们是先把屋里的人拉走，再让搬家公司的把他家里的财产转移出去，完了，拆房。有好多民工拿着斧头，拿着镐。现在正在拆，还有好多工程机械，还有好多穿迷彩服的，得有一两百个。现场周围已经拉起警戒线了，我们也无能为力。”（摘自博讯）
德国之声电话采访了吴丽红，她介绍说：我在自己家里守着，不能出门。我在院子里看见推土机正在铲一家的房子，这家的主人被控制自由，电话打不通。现在居民都在家守着。有几个网友拿着摄像机照相拍摄，好留下强拆的证据。
就在德国之声电话采访中，我们不时听到现场传出的村民的高喊：“土匪、无耻、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”等呼喊声。
对此，维权律师滕彪在网上发出评价：“有的地方搞强拆，参加者竟然包括武警、巡警、交警、特警、城管、消防警、保安、协警、国保、法警、法官、黑社会、开发商、检察官、拆迁办。就差军队了。”
德国之声也电话采访了滕彪，他说：我接触的一些强拆案件中，基本都是政府、开发商、黑社会三位一体，政府和开发商捆绑成共同的利益集团，立场是一致的，中国目前这种大量野蛮非法拆迁造成了太多悲剧，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对政府的怨恨越来越明显，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，如果这种现象不加以尽快改变的话，中国将处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前景中，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发比较大的社会动荡。
由于吴丽红决心拼死抵抗，13日的大规模强拆竟然放过了她家。这一天，有4户村民的房子被拆。惊心动魄的一天过去了。
快过年了，冰天雪地的，哪里是家？
此时正值北京市的“两会”期间，吴丽红又联络村民，于17日向北京市“两会”人大接待处递交求助信。她们从南四环坐了3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达北四环的北京市会议中心，向人大会议递交求助信。求助信上有三十位村民摁上鲜红的手印，请求人大干预违法拆迁。没想到，接待的人却说：不是人大的职权范围，人大不管村委会的事。
2011年1月19日，国务院通过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（草案）》。取消行政强制拆迁，被征收人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，由政府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拆迁补偿价格不低于市场价；征收补偿方案需开听证会征求公众意见。
看到这个新规定，老百姓感到有希望了。可是，小红门的乡长说：村民的房屋是建在宅基地上的，属于集体土地性质。这个规定我们不执行！
天哪！法在何方？
最新消息：北京市朝阳区主管拆迁工作的副区长刘希泉被批捕。
2011年7月9日于北京
《中国人权双周刊》首发，转载请注明出处:
http://biweekly.hrichina.org/article/11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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